生产关系的三要素包括（ ）。

如何理解意识的本质？

周文富、孙某等四人共同盗窃不同受罚案 1994年5月8日，周文富和同乡孙某、冉某密谋行窃。次日中午，三人和另一老乡在立交桥底碰面，周文富拿着平时用的铁凿，四人骑两辆自行车至事主郭某家。根据分工，冉某放风，其他人合力撬门，十几分钟后，铁门和木门相继被撬开。他们在主人房间找到了保险柜，撬开保险柜后，发现七八十万现金和一块“帝舵”牌手表。从郭某家出来，四人丢弃了自行车，乘出租车离去。事后，几人平分赃款，各得款17万元。 不久，孙某和冉某被公安机关抓获。1995年12月，孙某被判处死刑，冉某被判处无期徒刑，而周文富则逃脱。 2005年1月5日，在四川广元县隐姓埋名11年的周文富终于被警方抓获。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依据1997年颁布的新刑法，以盗窃罪判处周文富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5万元。

一起盗用他人姓名的闹剧 20世纪90年代，有关部门出台政策，60年代上山下乡、支边的原籍上海知识青年子女可以有一名返沪读书、迁入户口。 上海知识青年胡允丰1964年到新疆工作，他的女儿胡佐民属该政策调整范围。胡允丰为此事四处奔波，但办理迁移手续需要大笔费用，而在上海的姑妈却不愿意充当胡佐民的监护人。女儿返沪之事让胡允丰一家一筹莫展。这时，胡允丰插队时的老朋友，已退休回到上海的知青戴志萍主动上门，表示愿意担当胡佐民包括教育、保护和生活照料等在内的监护人的责任，为胡佐民办理返沪就读入户的事宜。 胡允丰与戴志萍在同一单位共事30多年，对戴志萍十分信任，就将所需资料交给戴志萍，委托其办理女儿的返沪手续。然而一晃六年过去了，此事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 2002年年初，胡允丰的同事徐某来看望他，谈起胡佐民返沪之事，托徐某回到上海后与戴志萍联系，询问胡佐民返沪手续的办理情况。不久，徐某从上海传来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胡佐民返沪手续早在1997年5月就已办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胡佐民火速赶到上海了解真相。 在上海警署的户籍资料中，果然有“胡佐民”的资料，旁边的照片却是戴志萍的女儿孙斐。原来，戴志萍当年采取“掉包计”，用孙斐的照片和胡佐民的证件在上海申报了户籍。孙斐从此变成了“胡佐民”，参加工作，结婚生子，登记住房，领取各项社会福利。 自己的姓名被别人冒用了整整六年!胡佐民愤怒不已，将冒名者告上了法庭，要求法院判令戴志萍、孙斐、何某(孙斐的丈夫)三名被告立即停止对其姓名权、名誉权的侵害，赔偿精神损失费5万元。2002年4月18日，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离奇的姓名纠纷案。 在庭审中，被告戴志萍承认其侵犯了原告胡佐民的姓名权，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戴志萍认为，这是在原告父亲胡允丰的认同下发生的。戴志萍说，以前两家关系一直不错。一次胡允丰工伤，戴的丈夫是医生，对胡允丰全力抢救，胡允 丰很感激，总说要报答。一天，胡允丰主动找到戴志萍，称他家经济困难，上海的妹妹不肯做监护人，因此女儿(即胡佐民)无法返沪，愿意让戴的小女儿项替回上海，算是对先前之事的回报。戴志萍说胡允丰是这件事的知情人，应该追加胡允丰为被告。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对原告的父亲胡允丰提出的指控不能成立，同时追加其为被告的请求也予以驳回。第一，被告戴志萍无法拿出足够的人证、物证来证明其与胡允丰之间有过让孙斐假冒胡佐民顶替其返沪入户的协议，并给过其两万元“好处费”的事实存在；第二，本案为普通共同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被告申请追加被告，须听取原告的意见。被告证据不足，原告又不同意追加被告，故被告的申请只能被驳回。 法院第二次开庭时，原被告双方代理人就被告的行为是否对原告的姓名权、名誉权构成侵害，是否对原告的精神造成了损失，是否应该对原告作出赔偿，赔偿金额多少为宜等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的法庭辩论。 法院认为；本案系姓名权纠纷案，姓名权是公民的人格权利之一，胡佐民具有专有性，只有权利人本人才能享有和使用。依据《民法通则》有关规定，法庭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孙斐应立即停止对原告胡佐民姓名权的侵害，消除影响，并协助原告胡佐民及有关部门按有关规定办理有关手续；被告戴志萍、孙斐应赔偿原告胡佐民精神损失费2．5万元。 孙斐重新将名字变更回“孙斐”，引起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姓名变更、婚姻证明作废、户口作废、房产证作废、实名制存折作废、各种社会福利和保障作废……上海户籍取消，今后的生活、工作、子女户籍等是在上海还是新疆都需要重新办理，结果如何却难以预料。各种意想不到的严重后果让孙斐痛苦不堪。